马年省博观“马”

　　李立华 文/图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将马视为吉祥的动物，马也在历朝历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艺术家们塑造成姿态生动的艺术品。马年马上就到，甲午新春在即，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省博物馆，寻访历史之马、艺术之马，感受博大精深的马文化。

　　汉代“骑马小铜人”

　　一匹马静静伫立，马尾稍扬，马口微张，似乎旅途走累了之后稍事休整。马背上有一人，头低垂，两臂交叉于胸前，也像是正在马背上小憩……这件骑马小铜人，才不过6.2厘米高，却塑造得活灵活现。两相比较，小铜人的形象简约，有点像写意国画，几笔带过；小铜马则像写实风格的工笔画，线条刻画入微，造型比例准确。铜人与铜马，虚实互见，精微别致。

　　骑马小铜人，出土于满城汉墓，现在河北省博物馆《大汉绝唱——— 满城汉墓》陈列展出。历史上关于小铜人的记载极其有限，甚至，连“小铜人”这个称谓，也是最先在收藏圈中叫开来的。关于小铜人的用途，说法也不一致，有的说是挂件，有的说是冥器，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符”，寄托了古人“祈福”、“护生”、“求子”三大寓意。我想，在它的实际用途得到确认之前，我们仅以欣赏者的眼光看待它就足够了。众所周知，汉代雕塑艺术中，马的塑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与马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分不开的。帝王的爱好、马在军事上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马的艺术发展。汉代艺术家，不但能够准确真实地再现马的形体，还对马的神态、习性有着透彻的理解与把握，满城中山靖王墓中出土的这件骑马小铜人，可谓“浓缩”了汉马的时代精神。

　　北齐“甲骑具装俑”

　　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马在战场上起着独特的作用。敌我双方作战，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跑得快，机动性强，杀伤力大，兵马大战几乎是古代战争中最典型的场景。

　　公元564年冬天，北齐重镇洛阳遭北周十万大军围困，守城部队已经弹尽粮绝，形势岌岌可危，如果洛阳陷落的话，将直接威胁到北齐政权的存在。一天，北齐军队一位将军，率领五百骑士冲向千军万马的北周军队，直抵洛阳城下。将军身披铠甲头戴铁盔，守城的士兵认不出是谁，不敢贸然响应。于是，将军摘下头盔，城内的守军顿时欢声四起，因为这位戴铁盔的将军不是别人，正是北齐一代名将兰陵王高肃。在历史上，兰陵王是位出了名的美男子，传说他因为过于美貌，自感对敌人的震慑不足，出征时只好戴上狰狞的面具，兰陵王率领的北齐骑兵，在那场战役中大获全胜，史称“邙山大捷”。“邙山大捷”留给后人的一个显著疑点是：区区五百骑兵怎么能够大败十万之众的北周军队呢？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支军队是一支“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所谓“甲骑具装”是指人披两当铠、马披具装铠的全副武装的骑兵，这队“钢铁猛兽”犹如“古代坦克”一般，对北周的轻骑具装军队构成强大的威慑力和杀伤力，以致北周军“尽弃营幕，从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物弥满川泽”。

　　河北省博物馆《北朝壁画》陈列中，展出了北齐高洋墓出土的一件甲骑具装俑，由此可以领略“古代坦克”之师的细节与风采。高洋墓位于磁县湾漳村，由于墓主人地位尊崇，随葬陶俑不但数量众多，工艺也极为精湛。陶俑帽饰、衣服上的纹路以及五官、手，都经过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以真实感和动态美。“甲骑具装俑”头戴兜鍪，身穿铠甲，外披套衣，斜披左肩，袖口空垂，腿裹裙，左手执缰绳，右手握拳作持物状，脚踩马镫，战马全身鞍、辔、勒、镫齐全。马上人物抬头、挺胸、直背，目视前方，神态从容自信，看到“他”，不由使人想起辛弃疾的名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五代“石雕生肖马”

　　十二生肖也称十二年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反映出早期人类的动物崇拜意识，体现了人类与动物的亲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与动物和谐共处的自然观，洋溢着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河北省博物馆《曲阳石雕》陈列厅，展出了五代节度使王处直墓出土的4件十二生肖石雕。它们原本整套镶嵌在王处直墓前室四壁上方的小龛中，以鼠为先，以北为上，顺时针排列。遗憾的是，1994年该墓被盗，十二生肖浮雕只剩了6件，《曲阳石雕》展出了其中的鼠、龙、马、鸡。

　　古代十二生肖一般有三种形式：动物原形、人身兽首、人与生肖动物组合。王处直墓中的十二生肖，显然属于“人与生肖动物组合”类型，人物造型皆为宽衣博带、满脸福相的“文官”。从整体看，所有“人物”均是正面站立，服饰也大致相同，头戴进贤冠，脚蹬双歧履，身穿交领阔袖袍，腰系绦带或革带。共性之外，每件生肖浮雕中的人物形神或人与动物的组合方式又得到了个性化处理，整理与局部结合得十分完美。这件生肖马石雕，是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件，由此可见，这组生肖浮雕非但线条流畅、构图精巧，还采用了绘塑结合的手法，例如袍服的布褶就是暗部用亮色，亮部留白，增强了衣纹的凹凸、折叠及立体感。人物的五官、胡须或衣服上的花纹，又多用墨线勾勒，线条主次分明、疏密得当，变化丰富，反映出五代时期曲阳石雕工匠的高超技艺。

　　元代“唐僧取经瓷枕”

　　河北省博物馆《名窑名瓷》陈列中，有一件黑底白花“唐僧取经纹”长方枕。枕面画有3个人物，中间一人骑马，为唐僧；前边一人肩挑禅杖包裹，为沙僧；后边一人左手持棒于腰际，腰间围有兽皮，其形态无疑是孙悟空。这方枕的烧制年代是元代，古典名著《西游记》却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著作的，也就是说，这件磁州窑枕描绘的“西游记”故事，比吴承恩编著《西游记》的时间，早了二三百年左右！

　　《西游记》中的唐僧，虽然是虚幻的佛教人物，不过他经历九九八十一个磨难去西天取经的事情，却是有事实依据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年仅29岁的玄奘从京城长安出发，到天竺(印度)游学。他前后花了19年时间，行程数万里，历经了千辛万苦，取得600多部梵文佛经回到长安。回国后，他奉旨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口述西行见闻，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他的另两个门徒慧立、彦惊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着重记述了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这两部书都是真人真事的“史记”。

　　宋代时，“唐僧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出现了具有神话色彩的民间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话本中，“猴行者”成为主角，一路降妖伏怪，故事曲折动人。元代到明代初年的《西游记》话本中，已经有大闹天宫、车迟国斗圣以及黄蜂怪、蜘蛛精、红孩儿、火焰山、女儿国等故事情节，但话本的文学水平远远不如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不过，民间如此广泛而长久的演绎传播，为吴承恩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才会应运而生。可以说，在《西游记》成为文学经典的过程中，磁州窑的艺人们也起到了传播作用。同时亦可见，磁州窑艺人已跳出单纯描绘花鸟鱼虫的小文人意识，开始用审视历史、记录历史、反映社会的姿态来实

　　现自己的使命，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有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