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些历史细节 -

2014-05-26 17:11:42

　　《红星报》最早记载遵义会议

　　1935年2月28日，红军野战部队还在追打仓皇南逃的敌人时，《红星报》工作人员随军委纵队第二次进驻遵义城。为庆祝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鼓舞广大指战员斗志，办报人员一放下行装，立即开始采访组织稿件，编辑人员着手这一期报纸的编排问题。3月4日，第十一期《红星报》在遵义与红军指战员见面了。

　　这张报纸仍是四开张，单面刻印，版面是竖排。第一版通栏标题为"继续克复桐梓遵义英勇作战的精神消灭敌人，打胜仗赤化贵州！"社论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社论中指出，遵义战役的胜利"是在党中央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即李德--编者注)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在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正确的军事领导之下，我们发扬了运动战的特长，六天之内击败了20余团敌人，这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敌人......"

　　这是第一次见诸于文字的关于遵义会议的报导。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惟一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同志负责编辑。《红星报》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

　　遵义会议曾只是个抽象的结论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决议是这样写的: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 '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 '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这个决议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文件，难免抽象。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遵义会议的宣传和人们对遵义会议的认识，都仅限于这个抽象的结论。

　　陈云手稿帮助弄清真实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遵义会议的情况做了专题调研。中央档案馆中所存的一批文件移交到这个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除了原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以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外，在这次调查过程中，陈云同志还证实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57年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批档案被移交给中共中央档案馆。现命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文件就是其中的一份。但这批文件一直压在中央档案馆，只有包括当时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和几个经办的同志看到过。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档案馆把这份文件交给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经过多方调查求证，陈云同志证实此文件系他本人所写。根据这份文件及其他文件，以及委员会同志们多方求证，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终于得到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此次调查的成果及许多原始文献，被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5年，以《遵义会议文献》为名，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认识，基本还是来自于当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那次调查。我们在本文的后面，将把这次调查的一些结论再次提供给读者。

　　没有共产国际顾问指导的会议

　　正如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除此之外，遵义会议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顾问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这个意义也是十分深远的。此时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已失去了影响力。

　　虽然遵义会议并没有在组织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最高领导地位，但这是毛泽东为了尽可能团结大多数同志而做出的选择。事实上，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是被大多数人拥护了的，在当时的党和红军其他主要领导人，如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人心中，也是明确的。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历史，正因为其真实，才更显出了它的意义和光辉。

　　周恩来忆遵义会议前后......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摘自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的讲话，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为什么住在新城？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和洛甫、王稼祥住在新城，而没有在会址住，过去有两种说法:一说毛泽东当时党内职务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二说毛泽东当时军内没有职务，会址是红军总部驻地，军内有重要职务的才住于此。这两种说法都是分析推断，没有当事人的回忆来佐证。最近，当年李德的翻译、军委警备科长，中央纵队设营和防空司令王智涛在他的遗著中，披露了这一长期以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他写道:"进驻遵义前，周恩来交代，要将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将李德、博古安排得离他们远一点。于是，我将毛、张、王安排在新城古寺巷，原黔军一个旅长的住宅，是个二层小楼，将李德、博古分别安排在遵义老城两个地主的住宅。"原来这是出于周恩来的主意。从这一点看来，周恩来真不愧是处理党内矛盾的高手，就是短时间的住宿问题，他都周密考虑，细致安排，用心良苦。

　　1982年，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处，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